書道全集（十五）：補遺

【凡例】

一、本卷是先前刊行書道全集二十五卷之中、中國篇十四卷（自殷、周、秦至清II）的補遺，選輯殷至唐末五代間的書蹟。
二、本卷主要收錄一九四九年大陸變色以後，中國大陸所出土的金文、竹、木簡、石刻等書蹟，加以介紹，兼錄古法帖原據的真蹟本、及日本現存的古鈔本。
三、金文、竹、木簡、石刻等圖版依時代順序排列，並一一在圖版上註明年代，但所謂真蹟本則依書者年代，鈔本則依鈔寫之年代排列。
四、一九四九年以後新出土發現的書蹟資料一覽表附於卷末，並示介紹該資料的圖書、雜誌之刊載年次、號次。

【內文選讀】

新出土金文資料的意義

中國大陸變色以後，各地進行了大規模的調查發掘，新的考古學上的成果陸續發表。金文方面也有一些新資料公諸於世，這些金文的新資料共分為二類：其一是以各地文物管理委員會及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為中心進行發掘所發現的。刻有金文的青銅器固不待言，即其他的青銅器和陶器等遺物也同時發現，而且發現遺物的遺跡也能判明，在考古學上具有重大意義。尤其是金文，多半可以決定年代。當然，如後所述，同時同地出土的東西，不一定作於同一時期，但那種情形可以認為具有另一層意義。

第二類是戰前、戰時所發現，但為個人所收藏，不為學術界所知悉，大陸變色以後歸諸公家機關，然後介紹給一般人了解；或者該器物不明去向，只存拓本發表，或流出海外而發表出來。這一類比起第一類來，雖然在考古學上的價值較遜一籌，但作為金文資料，則多半具有重要意義。本卷所錄的「卸其卣」〈圖3）、「保卣」（圖4）、「召尊」（圖5）、「梁其壺」（圖14〉等即屬於此類。

本卷在以上二類中選錄了數件，其個別所具的意義已詳於各圖解說，此處就所有的新資料，尤以第一類為主，關於其所具有的意義，略加說明。

殷末周初的金文之中，長文的新資料只限於「戍嗣子鼎」（圖2）等極少數的作品，像「司母戊鼎銘」（圖1）那種所謂族記號的圖象文字，在各地發現了許多。比如安陽武官村大墓的陪葬品幾個青銅器的銘、安陽小屯、高樓庄、大司空村、四盤磨村等所發現的器物，或更遠的山東省蒼山縣（插1）、長清縣、四川省彭縣、湖南省寧鄉縣等所出土的，都只書寫圖象文字或祖先名〈也有只有干支名的）。並不是所有器物都可以遽斷為殷商作品，有些只能認為是西周前期，但都不出殷末周初的樣式。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安陽雖然最為豐富，其公佈的範圍相當廣闊。雖然這些青銅器是否都埋藏於殷代或西周初期，值得懷疑，但從殷文化的擴張看來，殷代、西周初期埋入地下的可能性最大。果然如此，就可以證明這個時期持有青銅器的權勢之人移動到怎樣廣大的地區，是考證當時歷史的重要資料。這些資料因為都只是一些圖象文字，很難考證出更詳細的史實，但因為它是公佈在整個文化圈內，其價值是非常高的。

這些圖象文字雖然有人視為氏族的圖騰記號，但大抵可以顯示一族，有時候是一族的族長的官職或職業，而不是其血統。因為一個記號並不固定一族使用，有時一族兼用其他符號，或複數的符號同時使用，和圖騰記號顯示一族的血統的，顯然並不一樣。

有趣的是，這些圖象文字的出現，大概是安陽時代以後的事，據最新的發現，殷文化明顯地可以分為前、中、後三期。本卷及第一卷「殷、周、秦篇」所載殷金文，包括圖象記號，都是三期中的後期，即遷都安陽之後的作品。因之，這些金文，及其素材青銅器都是殷後期文化的產物。不過就青銅器來看，已知在中期已經開始製作使用了，雖然還很撲拙，後期青銅器的祖型已經完全呈現出來了。不過，長文和圖象記號還沒在中期出現。

當然，我們也可以認為這個中期還沒有文字。因為此時期的甲骨文還沒有發現。不過，第一卷所收的甲骨文雖然都是殷末期的，但其文字已經脫離……
 

13 師旂簋

陝西省長安縣出土（一九六一）
陝西省博物館
西周後期（夷王•厲王間）
拓本原寸

一九六一年孟簋（圖6）和其他五十二件器一起在長安縣張家坡村出土 。銘文十行九十九字，典型的册命賜與形式，跟字體一樣，可以做爲後期金文的代表。文中的作册尹「克」和大克鼎、小克鼎（一卷殷•周•秦篇圖76—78）的作者是同一人，可知爲夷王、厲王時代的作品。大意是說王至宗廟册命師旂，作册尹克讀册命文。於是師就任大左〈一種武官），指揮酆京的苑的衞戌部隊。並記賞賜的物品。